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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四德以一念（良知灵明）为本，而一念却又是个体性的事情。

甚至还有将经文改为得之若宠，失之若辱的，试图证明河上公注本的正确性（见《康熙字典·马部》之惊字条目）。总体讲的就是要强化忧患意识，重视身心修养。

这里的缨，用的既是本义，又是引申义。帛甲本何以寄天下的反说之设问句，与简本可以去天下的正说之陈述句，互为佐证，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都是与上句相违之义。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上句为身、为天下的为，读第二声，修为、修治的意思。马受到非正常外力刺激后所呈现出来的狂奔怒嘶、不受控制的动乱之貌，一般认为这是惊字的初始义。

如果一心承上，过分看重施宠辱者的随意赏罚之举，必然患得患失，心乱如麻，进退失据。既用作名词，又用作动词，一字两用。诚实地说，虽然学术自主性的寻求和确立是志在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平等对话乃至在能够一定意义上影响、甚至支配国际学术圈的话语权，但是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努力本质上不过是在更大范围内继续强化小圈子化的行为。

原载《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 公共性是社会科学的灵魂所在。左玉河，2016年：《互鉴共赢：历史学与各专门学科的交叉渗透》，载《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比如，研究团队的构成由单一的社会科学学者演化为学者、科学家、工程师、律师甚至生意人的超级组合，同时，公共问责已经渗透到了知识生产的整个进程之中（吉本斯等，第6-7页）。这些行话和黑话成为了公共交流的障碍，而这有悖于对公共领域的良好维护（同上，第114页）。

排外一方面导致学术圈更加固化，另一方面使得圈子认同变得尤为重要。这主要表现在，社会科学研究者往往在一系列或具争议性、或具流行性的话题中贡献自己的言论，满怀自信地谈论着各种公共事务（朱特，2013年，第81页），他们常常自信可以对一切事情发表看法，而一切事情都可以缩减为他们想说的那些东西（朱特，2014年，第178页），但是，这不只是德性的短板，也是智慧的缺失（费希、卡佩里耶，第21页）。

这使得社会科学在研究上表现出只见学术圈子，忽视公共性的趋向。公共问责的弱化乃至缺失，势必会破坏整个学术研究生态链的完整和健康。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普遍的花钱建圈子、花钱进圈子的问题：一方面，现在各种构建学术圈子的交流活动，很多已经成为了交易、铺张浪费和损失效率的黑洞。就社会科学来说，这里所谓的公共问责，并不仅指采用内部视角即学术研究共同体内部的评估和判断，即社会科学研究至少还应该且必须受到其研究对象乃至社会大众的评估和判断，同时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该把公共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并且其研究成果要能够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习近平，2016年）。

（2）至少能够对学术研究产品的绩效进行评估和确认。这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社会科学的写作对象由社会大众转向学术共同体 随着社会科学学科步入精细化和体制化，以及研究迈向职业化，研究社会科学的人，由面向大众写作转向面向同行和学术共同体写作。为了找回研究的灵魂，对社会科学进行重新定位和定向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十分必要。郑戈，2016年：《走出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载《文化纵横》第1期。

为了使社会科学成为公共的社会科学，成为具有道德和责任担当的社会科学，应该扬弃传统的那种以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为核心的观念和实践。冯克利，1998年：《时代中的韦伯》，载《读书》第1期。

总之，世界需要公共的社会科学，即超越小圈子、能吸引更广泛公众的社会科学。然而，社会价值的兑现程度如何，显然不是同行评议就能定论的，在这个问题上，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实乃越位判断。

而过往的内部导向视角，似乎都陷入了以学术公共责任解释学术公共责任的陷阱中。社会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为解决问题，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上来。虽然这些问题越来越普遍和明显，但是它们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更是鲜见。从既有研究文献来看，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多的只是对学术公共责任进行以学术共同体为中心的内部导向性分析和诠释，鲜有以外部导向为中心的分析和诠释。Asit K. Biswas; Julian Kirchherr，2015, Prof, No One Is Reading You，in The Straits Times Apr 11. 进入专题： 公共性 社会科学 。许纪霖，2006年：《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载《学术月刊》第11期。

历史经验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上的洋务运动，更多的只是规训了学术行为、加剧了不同学术取向间的割据，却对思想的发展、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改进影响甚少。它既不取决于学科排名跻身国内或者ESI前多少名、也不体现于学术小圈子没有生育能力的热闹。

另一方面，问题的相互关联势必要求解决方案要具有相互关联性，只有兼顾所有因素，问题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业余的学者和科学家被学术机构的成员取代，开始以供职于某所学院或大学来维持生计（希尔斯，第2页）。

许纪霖，2003年：《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这些学术小圈子不仅丧失了公共性、放弃了道德和责任担当，而且常常浪费、甚至骗取大量的科研资源，损失了科研效率，侵蚀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

虽然在20世纪中期以后，各学科之间出现了相互渗透与日益综合化的趋向（左玉河，第12页），但是这些趋向并没有从根本改变社会科学学科割据的状况，所谓的跨学科常常不能跳出学科化的陷阱。这即是说，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和努力无法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分离，如果我们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这个成分从社会科学研究中抽离，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会失去灵魂。虽然这些学科性的问题与社会公众的真实生活和命运密切相关，但是，不仅社会科学的写作对象不是社会公众，而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主体亦不是社会公众。社会科学研究最为根本的东西，即应该对研究对象和自己的时代负双重责任（朱特，2014年，第213页）。

既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灵魂流失，主要是因为它们往往忽视了诚意、正心、修身和齐家的前提性，而大谈空谈治国、平天下。在方法主义执念的诱导下，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也慢慢失去了必要的关联，然而社会科学若没有人文性，不关心人性和文化，不关心人性得以敞开的各种丰富的维度，就不可能理解真正的生活（渠敬东，第82页）。

虽说近些年来，对学术公共责任问题的讨论日益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新热点，但是，这类讨论大多只是停留在学术腐败、学术诚信和学术合作的论域中。（3）至少能够深化学术研究的优胜劣汰。

四、小结：找回社会科学的灵魂 以上的趋向表明，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正在逐渐流失，即社会科学公共性的匮乏以及由此造成的务实性、审慎性、思想性、道德性和责任性的缺失。也许，如此这般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被称为穿着科学方法新装的皇帝。

这里的问题生态意在说明：一方面，每个问题都有可能增大其他问题的影响，所有问题之间的联系往往是非常紧密的，一个问题的变化常常能够产生连锁反应。自以为是、自我膨胀和拒绝公共问责的结合，真可谓只见个人心志伦理，而轻视、甚至无视公共责任伦理。这些方面的兑现对于提升社会科学研究的品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几乎不可能通过单纯学术打假和同行评议能促成的。这三种趋向侵蚀了社会科学的公共性，剥夺了社会科学的务实性、审慎性和思想性，弱化了社会科学的道德、责任担当，使其日益成为灵魂缺失的社会科学。

不过对社会科学的理想图景来说，公共‘责任伦理远比‘（个人）心志伦理更为重要和根本，在这个充满利益冲突的世界上，只有‘（公共）责任伦理才能以审时度势的态度，不但要求为自己的目标做出决定，而且敢于为行为的后果承担起责任（同上）。经由20世纪学术体制化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内部，形成了各色各样的学术圈。

这不仅反映了国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期待和要求，而且表征着社会科学自身应扮演的理想角色，即社会科学研究应充分发挥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它所担当的主要角色并不是为了学术小圈子的繁荣和发展，而是为了兑现并加深对这个世界的关怀。由此，对个人职业的发展来说，能否获得学术圈的承认、是否在学术圈拥有话语权和对话能力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

人们已经发现，这种解释行为并不妥实，若想远离陷阱，就有必要超越内部导向的角度，采用外部导向以实践论为中心的视角来开展对学术公共责任的研究。公共的社会科学意在表明，需要在治理需求的宏大背景中对社会科学研究进行理解，对承担着治理职能、扮演着治理角色的社会科学来说，理应强调公共关怀和道德、责任担当。